摘要：近代南开大学在早期教育现代化的大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土货化”的改革。在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进而实现“土货化”方面，这系列改革对现在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要符合社会实际需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本土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 现代化 本土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之一。正如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的梦想，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样，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土货化”系列改革的教育实践放到早期教育现代化历史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尤其是如何很好地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进而实现“土货化”，对现在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南开大学“土货化”改革的背景与源起

　　(一)高等教育的西化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受西方影响非常深刻，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中国虽有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却在晚清时期一度沦为半殖民地。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便开始仿效他国，从高等教育各方面进行改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更是兴起了一股狂热的仿效欧美的潮流，导致中国当时的大学教育大半为“洋货”，而不顾及中国的实际国情。南开大学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潮的影响。

　　张伯苓认为当时中国教育存在很多问题，而主张向先进的国家吸取成功的教育经验。在张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开大学的欧美化倾向十分严重。1924年前后，南开学校的学制来自西方，教材不是英文原版，就是英文译本。绝大部分教师都是从留美学生中延聘。1930年，全校教师41人，留美学生有31人，占76%。[i]学校所用的仪器、设备要从美国购置，甚至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进口，以使实验结果符合美国课本。可以说，南开的教育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模仿美国教学制度。同样的，清华学校成立初期，教学方面也几乎完全照搬美国，行政组织方面也都来自美国。[ii]

　　对欧美教育体制的仿效，是当时普遍的社会观念，反映了知识分子企图通过直接照搬照抄、以速成的方式，实现自己救国理想的急切心情。但任何一种教育模式，既具有共同性、可融性，也有特殊性和地域性。不能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教育经验，必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二)“教育救国”与私立南开大学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在实习期间他身经甲午战败，目睹中国拱手将威海卫由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转至英帝国主义之手的奇耻大辱，于是弃武从教，决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难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iii]张伯苓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办学基础日臻完善。当时天津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急需培养高级人才。社会的需要让张伯苓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iv]所以他“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之人, 以发达中国的实业, 而谋国家的富强。”31919年秋，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南开大学的“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需要落实在服务社会的本职上。传统国立大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而南开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校长张伯苓向社会各界的募捐。这种关系使南开大学对社会更加依赖，与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取之于斯，用之于斯”。南开大学是为社会、为人民大众摆脱落后、摆脱贫穷、走向富强而办的，它是张伯苓等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宏愿的践行。而南开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为了更好的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它必须根据自身办学实际条件和社会发展需要，准确定位，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从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然而，待仿效欧美“武装”南开大学之后，完全西化的教育却问题重重。学生难以将课堂中所学的西方知识应用于社会。南开大学的教育体制与中国国情不相符，无法达到张伯苓希望教育救国，为社会培养强国人才的初衷。要想私立的南开大学在为国服务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切合中国国情，密切社会需要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三)“轮回教育”风波

　　1924年，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刊登了学生宁恩承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在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指出，当时的教育在转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教学生考上大学毕业了又去中学当教员;另一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留学，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在国内教大学，教学生出国留学。作者疾呼：“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文章一出，以美国留学生为主的教师阵营极为不满。不久，京沪各报竞相转载《轮回教育》，其影响远超于南开之外。[v]教师们致函校长，要求严查此事，否则集体引咎辞职。为了调解师生间的这场争执，张伯苓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双方僵持不下。张伯苓进退为难，只得离校而去。1925年初，在南开学校董事会代表丁在君、严慈约、李士伟等人出面调停下，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1南开大学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实际上，《轮回教育》所触及的问题，并不是南开大学仅有的现象，它击中了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病：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国高等教育是机械地照搬西方，还是适应国情，走本土化的道路也是文章对大学教学提出的关键问题。

　　二、南开大学“土货化”的系列改革——本土化的探索

　　“轮回风波”之后，张伯苓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并认识到：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端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于西方教育不能机械照搬;教育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

　　(一)“土货化”改革的措施

　　“轮回教育”风波后不久，张伯苓开始着手进行改革。1925年，学校教务会议通过决议，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为使学生了解社会，增强社会实际能力，1926年8月正式开设社会实践课程。1927年，教务会议决定，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正式提出“土货化”的办学思想，并以此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方针。1929年，张伯苓再次去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并完善学校的改革。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vi]这个发展方案清楚地表明，南开大学的办学需要坚持为社会发展服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张伯苓在南开大学进行的“土货化”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课程设置

　　为了加强理论与社会的联系，培养学生实际运用的能力，南开大学先后开设了一些关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程，同时增加应用性课程。如开设“当代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文科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物训练，增设“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等课程，并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商业贸易等。另外，南开大学还积极开辟“社会观察课”以克服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端，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

　　2、增设系科

　　为了更好的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南开大学根据自身办学实际条件和社会发展需要，增设了与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院系，并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性人才。设立电机工程系，坚持学理研究与技术训练并重，要求学生除了学习专门技术外，兼具社会知识与管理能力。为此，电机工程系学生除了在校中上课与试验外，还到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实习，获得实地经验。同时，南开大学为“应时势之急需”，培养“洽合中国环境”的化工实用人才，为谋求“中国化工业之发达及其自给”而设立了化学工程系，并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密切联系组织调查，请技术员来校讲课。5学生在理论、实践与科学研究三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训练。

　　3、设立研究机构

　　在张伯苓的倡导和组织下，南开大学相继成立了东北研究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这三个研究结构立足于中国实际进行研究，不仅在当时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仍有其价值。东北研究会由于研究日本和东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经济研究所编纂、分析中国重要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并编写出大量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材，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极高的评价，而其所保存的旧中国经济资料，也为后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应用化学研究所，突出“应用”二字，在成立之初就指出其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稗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6。

　　(二)“土货化”改革的成果

　　“土货化”理念是对南开教育偏离实际、完全仿效西方教育体制的一种纠正。“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观其实质就是要推行中国化、本土化的办学模式。“土货化”教育方针的制定，是张伯苓教育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为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化提供优良范式

　　张伯苓对南开大学的“土货化”改革实践，对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南开大学在大学教育如何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提供了范例, 促进中国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改造与转化，建立近代化教育体系，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中心主题。张伯苓以自己的实践, 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应当遵循的正确方向。

　　2、培养了大批服务社会的优秀人才

　　人才是教育的最终产品，衡量一所学校办的成功与否，考察其所培养人才的质量便知一二。南开培养的学生遍及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其中有很多栋梁之材，如周恩来、陈省身、梅贻琦等，“其余部长、院长、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车载斗量，数不胜数”。1934年，有人对当时南开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80%左右服务于教育文化、工商企业、交通关税等部门。他们做事负责而又能团结合作，刻苦努力，很受各界好评，“南开毕业生在社会服务的成绩很好，所有任用过南开学生的机关，都想保留他们永远任用”。[vii]可见南开大学的办学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学生的社会评价很高，也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3、创立办学特色，服务社会

　　“土货化”方针的提出，是南开大学教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也是南开大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确定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走切合中国实际的办学道路，为南开大学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奠定了基础。南开大学的校务管理，教学设施以及教学效益，在当时的全国私立大学中是比较好的。当时，天津流传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华北的重要化工基地)、南开和《大公报》”。[viii]对南开大学的肯定也可见一斑。

　　三、总结与启示

　　(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中从移植到本土化的探索

　　南开大学从建立之初仿效日本、欧美到“土货化”改革的历程正体现了近代中国大学现代化从简单移植到实现本土化的艰辛探索。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结果。促使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相对于西方近代大学的内源发展而言，“移植性”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首要特性。[ix]中国近代高校早期对外国高教体制的移植，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研究和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诚然，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过程。中国高等教育在起步阶段就向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学习,非常有利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快速发展。[x]但如果偏重于把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解为对某种静止的目标或状态的追求，容易形成过于注重发达国家经验而忽视本土性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的局面。

　　中国高等教育在现代化的初期，对西方先进制度和思想的吸纳，恰似一段从“移植”到“嫁接”的探索。那种不顾民族文化和国情差异，将他国的教育模式全盘照搬的行为。实则无异于把国外优良的果树移植到中国，不管其品种多好，就算好不容易能够生根发芽，但不适宜的土壤必定产生“南桔北枳”的效应，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本土化”就是把输入的外来文化“嫁接”在本国文化的砧木上，使之在本土民族文化的主根上发芽、开花。而“嫁接”成功的关键，既取决于选择合适的外来文化枝条，更取决于寻找适宜的本土文化砧木。

　　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展中遭遇的挫折。一番审时度势之后，张伯苓认识 “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须按照环境的情形而加以选择。”于是，决然进行了针对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土货化”改革。从“土货化”改革的措施来看，这次改革并非排外，西方一些好的东西，在张伯苓看来，还是应当取法的。这需要的乃从本土实情出发，审慎比较，理智选择。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是为了寻找一种适应自己发展的模式，是一个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这种探索，是在不断尝试和积累经验中形成的，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既不是日本式的，也不是德国式的，或者美国式的“中国教育”，而是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符合中国文化土壤与实际需要的“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xi]

　　(二)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双重使命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只有融入全球，实现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才能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的竞争性的人才。我们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观念，来改变我们目前某些落后、保守和僵化的现状，但前提是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和教育需求，出发点和归结点均必须立足于服务中国“本土”这个基本点上，真正做到洋为中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南开大学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学开始的“土货化”改革，正是通过本土化的努力，让近代中国大学迎来“黄金时期”。9

　　在促进高等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南开大学有其重要的成功经验：

　　1、有针对性地借鉴他国高等教育经验

　　在全盘移植和有针对性借鉴两种形式之间，有针对性借鉴较之于全盘移植，在保持高等教育的顺利发展和取得实际效果方面，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因为有针对性借鉴的方式一般起始于要解决本国的具体问题，而且又容易做到由浅入深，特别是在社会基本结构、国民文化素质和传统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有针对性的借鉴才是真正学习外国经验、促进形成具有本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基本手段。[xii]

　　2、大学的学科建设要努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在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坚持学科的建设努力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封闭性地搞学科建设。南开大学根据自身办学实际条件和社会发展需要，增设了与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电机工程系，为谋求“中国化工业之发达及其自给”而设立了化学工程系等。发展应用性专业，造就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成为南开大学的一大办学特征。大学在学科建设中既要注重学科的系统性、整体性，又要加强对社会需求的研究，增强学科对社会的适应性。

　　3、面向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等通过面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成果，并非常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工作，使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高等教育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主动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但由于受思想观念和客观环境的制约，蕴藏在大学中的智力优势还远未得到充分挖掘。充分发挥大学的科技创新优势，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4、发挥大学的特色和优势积极服务社会

　　改革之后的南开大学非常注重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和服务社会的工作。例如，何廉领导的经济研究所编纂、分析中国重要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发布了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大学开展社会服务应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及各大学的具体情况。实现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首先要培养有社会适应能力，并具有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现代化人才，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使其利用所掌握的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发展服务。第三，发挥学校的整体功能，努力促使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社会的平台。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发展途中为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只有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在21世纪根植于本土并放眼世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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