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锡鸿奉守礼义治国的传统观点，反对机器生产，反对修造铁路，向来被目为顽固不化的保守派。但是，出使西方的经历使得他的某些观念发生了变化，归国后先后上折对晚清炮台建设提出了珍贵的建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晚清 刘锡鸿 炮台

　　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早年曾先后跟随张敬修、毛昶熙和郭嵩焘办理团练，身经阵仗。因军功升任光禄寺少卿，后又出使西方，先后担任驻英副使和驻德公使。因与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总不相能，于1878年奉调回国。刘锡鸿奉守礼义治国的传统观念，反对机器生产，反对修造铁路，向来被目为顽固不化的保守派。但是刘锡鸿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保守派，甚至连死对头郭嵩焘都认为他“对洋务颇有见地”只是“于世事多未谙悉”[1]。他在出使赴任途中“所经各国要隘，凡其布置防守，莫不用心讲求，期得捍御炮火之法”，驻外后仍然“究心火器”[2]，不断调查了解，归国后先后上折为炮台建设出谋划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刘锡鸿对炮台的认识始于早年的行伍经历。咸丰七年，刘锡鸿随同张敬修率军前往广州抵抗英国侵略军，克复了广州东炮台。在战斗中，他注意到即使夷人轰数百炮向攻，“炮台内只坠一炮子，坏一军帐，勇丁均无伤”，但是如果炮子“中女墙石块，石裂而墙飞，勇丁负伤十三人”。根据这个情况，他总结到“海防炮台，以三合土筑之，最为坚固，否则纯用胶泥，万不可用石，盖以石御炮，即是以刚迎刚，石必迸裂，碎石飞掷而下，一炮子化为数十炮子矣。若本是石炮台，则可布旌旗、军帐于台内，而于台之左右别筑土垒以守。”[3]他还注意到炮台外侧建筑土堑的重要作用，他说：勇丁隐身土堑，可保无虞，趁敌半渡之机击以线枪，可大获全胜。这些皆是“身试有验之言”。

　　刘锡鸿在出使途中即特别关注沿岸炮台建设。赴英途中，马格理首先向刘锡鸿指出江南诸路新筑炮台不堪御敌的两层原因，一是“置炮屋下，其烟难散，眯守卒目”。一是“台高而薄，不实沙于腹以藏炮子，又易为敌炮所摧。”进而指出“中国筹饷匪易，以此耗散，岂不可惜。”深受传统君臣礼义之道浸润的刘锡鸿对此默然以对良久。[4]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途经马耳他，刘锡鸿随郭嵩焘参观了贤爱谋炮台。刘锡鸿对其炮台的构置“因山累石为之，布炮殊密”，武器配备“炮皆表裹莹滑，如葫芦形，底大而口长狭”，“间有旧式者也将改铸新炮”。以及演炮之法“以四人运之，转动良捷，轰击可及十二里”。均作了详细的记录。在感慨其炮之多之大且精良时，再次总结到：“因山以为炮台，故坚不易摧。自山麓斜上至岭，道路皆筑平，故升降可以驰骋。炮位不覆以屋，故烟不自蔽。惟炮兵所栖止，则以铁板屋之。凡垛墙，厚皆盈丈，故守者不危。穴山以储火药，故不至为敌炮所燃。兵房建于山凹，以山为障，故安于憩息，以便呼应。”[5]从这段记述来看，马格里的话在其心中印象极其深刻，他似乎在针对马格里所提出的两点弊端在考察西方炮台。船行至直布罗陀，和当地总督寒暄过谈之后，他又要求去参观炮台，不辞辛苦地在山下和城外各绕一周，察其地势、规模，“仰睇炮眼，密如蜂房”，最后登城近观阅炮，“皆新式葫芦形”。因为腰腿不健，未能渉巅遍观还心存遗憾。[6]

　　驻外期间，刘锡鸿仍然究心于炮台建设。光绪三年七月初九日，他随郭嵩焘参观英国喀墩炮台，又详细记录了英国炮台的做法“台筑以土，因山为高，炮皆露置不屋。外濠深二丈三尺。穴山以藏兵，支穴以铁板巨柱。山低平不可穴，然为内穴伏焉。濠深仅二尺，虑难蔽身，又以树枝编篓实土，排数层于濠边，夹以木，使濠内兵丁，得所障卫，不致受炮。”[7]担任驻德公使之后，刘锡鸿又“索观其炮台”。在参观了各种旧炮台之后，“该国晓然于圣天子恩德政教，信服弗疑，君相臣民，咸有辅翼天朝之意”，所以又带领刘锡鸿参观了德国新式炮台，“逐一指明筑法，并举其守台接战之方，装炮制药之式，及战船火药一切要诀，悉为操演讲论，无所秘吝”。[8]

　　二

　　出使西方的经历并没有给刘锡鸿带来官位上的升迁，但是其早年亲历战斗以及后来出使西方亲身考察的经历为其归国后为国内炮台建设出谋划策打下了基础。光绪五年八月十八日和十月十三日，不甘于平庸的刘锡鸿连上《访求筑造炮台模式折》和《筑造炮台未尽事宜书》，“或就炮台以敷陈，或因炮台而旁及”，[9]引起清廷高度重视。

　　在筑台材料方面。刘锡鸿针对所见西洋炮台“多以沙土合灰为之”的现状，和早年战斗中敌方炮子击中石块，碎石飞掷，多伤兵勇的经验教训，建议筑炮台用三合土为宜。他认为沙土“能嵌炮子，筑以灰则弥固”[10]。对于三合土的成分以及筑法他也予以明确，“大约土性之膠粘者，用石灰当如沙土十分之二;土性之疏散者，用石灰当如沙土三分之一;其筑法则灰与沙土匀拌，每累成一尺，以捣至二寸为度，然后再累再捣。”[11]为使守兵无眯目之患，刘锡鸿还建议台上遍种青草，使草根盘结，则沙土不扬。[12]

　　在炮台设计方面。他建议：炮台的战斗阵地要“累土如岗而凹其巅以安炮位”，然后“复为斜坡一丈以固其址”，这样则“虽炮子大如甕，亦无能倾塌之”。[13]战兵栖止之所要于贴地处穴土为之，并以整木料架土为屋，每相隔一丈八尺开一窗于土岗之下。为保证登台作战的安全，还要“于兵房内为八尺土阶，接以八尺铁梯”。[14]他不同意德国弹药与士兵同处的做法，认为这样既不利于士兵的安全，也不利于战斗。而是建议“于炮位旁开一穴，透入岗脊之下，以厚铁板架土为屋”，战时以小推车送弹，并“另于台中央平地筑土为山”，储存大起子药，以保证人员安全和战时之需。在炮位的安置上，他根据西洋见闻建议要火炮要露置于高处，这样既能及远，又可免炮烟薰蔽之患。[15]考虑到敌兵抢台，炮难为力，刘锡鸿建议“外台向三面俱安炮位”，“营门外环台四面为护墙一道”，可保无虞。总之，“累土如岗，使敌炮不能摧;穴土藏兵，使敌炮不能中;炮位露置高处，斯力足以及远，又无炮烟自蔽之虞;台外别为护墙，斯敌兵抢台，可操迎击必胜之券”，[16]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

　　在武器装备方面。刘锡鸿认为西洋各国盲目迷信巨炮的做法愚笨之至，“垒上之炮，但使能及敌船，即足挫之，何必过大”[17]，建议仿行德国之制，只用九吨之炮，可及十二里。对于新式的守口水雷和进攻水雷，刘锡鸿也并不认可。究其原因，一是刘锡鸿的保守思想作祟，二是水雷作为新生事物，西方各国的生产和使用技术并不纯熟，刘锡鸿出使英德期间屡闻使用水雷失败的消息，更增加了他的不信任。

　　在兵力配备方面。刘锡鸿主张要在兵房藏有大队战兵，以防敌兵抢台，而在炮台战斗人员，则足用则可。“凡对敌时，台上司炮之兵，只宜足用，不可多人骈足，致为飞炮所中。敌人如或登岸扑台，战兵御之于护墙内，亦只宜每垛分立两人，轮流放枪。”如果用人太多，则会显得杂乱拥挤，甚至误事。[18]在敌兵扑台，短兵相接之时，要仿德国阵式，最宜疏落。马队要列于步兵之后，步兵得胜，然后麾马队追之以蹂躏敌众，且不可先以冲锋接战。[19]

　　结束语

　　“自锡鸿畅论炮台造筑之法，其后各省炮台皆改用三合土为之，台内外诸式亦谨依其言。”[20]尽管他的有些建议在现在看来仍不足取，但是相比他之前“养兵无益，洋炮轮船不足学造”的看法[21]，出使西方的经历已经使他的思想大大地变化了。他在晚清炮台建设上是有巨大贡献的。 [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2页 [2]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2页 [3] 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4页 [4]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5页 [5]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6-67页 [6]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69页 [7]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5页 [8]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2页 [9]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4页 [10]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0页 [11]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4页 [12]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0页 [13]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0页 [14]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1页 [15]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2页 [16]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0页 [17]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7页 [18]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5页 [19] 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6页 [20]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999页。 [2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一)，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