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和政府的公权代表性特征，要求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明确并认真履行自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积极培养理性生态人，引导生态消费，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 实现产业生态化，建立综合决策机制，加强生态自律，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促进法律生态化，探索实现生态文明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生态文明 政府责任 生态人 产业生态化

　　一、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生活条件的同时,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与自然界几乎完全走到了对立面上，严峻的事实迫使人类不得不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文明意味着进步和开化，如果一种文明不是出自整体长远的考虑，并且为了这种文明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话，那么这种文明仅反映了狭隘的文明，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非文明的。随着文明的发展，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必将被正视并付诸实践，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指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有效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它追求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共同进化、复合共生。生态文明把自然—人—社会统一起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而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党的十七大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四位一体的文明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厦。其中，生态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而三个文明又分别体现着生态文明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即生态化了的物质文明、生态化了的精神文明、生态化了的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与当代社会主义都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注重“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和谐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它彻底解决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从根本上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生态文明为各种先进的社会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平台，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理念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相促进，推动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强化政府责任的必要性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市场失灵”决定的

　　通常情况下，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因为它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在自然资源环境领域里却出现了“市场失灵”。

　　首先，市场无法正确反映资源环境的价值。市场之所以能够有效配置物品，是由于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反映物品的稀缺性，然而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劳动价值论以来，人们就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任何物质的存在只有通过劳动和交换转化成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时，才能成为被社会承认的财富存在，却不容易把不通过劳动和交换就可以使用的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进行正确的反应，因而，在人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人造资本被视为限制性要素，被消耗的自然资本却被视为无限的免费物，致使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正在失去保证人类健康生存下去的价值。显然，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市场无法正确反映资源环境的价值，于是市场出现失灵。

　　其次，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经济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所谓外部经济性是指一些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把一部分额外效益免费或无价转移给其他市场主体的现象，即某一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益被与该项目无关的人所享用。外部经济性的典型例子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例如新鲜的空气、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等，公共产品具有的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未付费的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消费，显然，人人都希望有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供自己免费使用，使“搭便车”(Free Ride)成为可能。若由市场来提供这种物品就会导致成本和收益的外部化，表现为市场主体采取行动的收益小于行动成本，虽然该活动对社会有益，因无利可图，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是不会提供这类产品的，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配置公共产品时就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所谓外部不经济，即某一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虽然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该市场主体并不承担外部成本的情况，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追逐利润，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构成了社会成本，因市场主体采取行动获得的收益较高，即使这项行动对社会有害，他们也会采取行动，造成“公地悲剧”现象，导致企业在造成污染的生产活动中盈利，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的成本却由全体公民承担。这就意味着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有些市场主体蒙受外部不经济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因此，当外部效应存在时，自由市场无法正确反映市场主体的成本，于是市场失灵了。政府应采取相关政策，以激励产生外部经济性的市场主体活动而限制外部不经济性的市场主体活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社会微观主体的自发追求，由于市场主体天生具有逐利本性，可能会为了发展而不顾生态环境，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此消彼长的博弈中，期待生态文明建设自发完成只能是一种幻想，市场主体为了自己的舒适而不顾他人的环境，为了当前发展而不顾后人生存，使生态建设让位于经济建设。从理论上讲，导致市场失灵的每一个因素都暗含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潜在作用，当市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失灵时，政府必须从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出发，主动出来干预调控，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引领全体公民建设生态文明。

　　(二)是政府具有的公权代表性特征决定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公益性特点和政府的地位作用，要求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生态环境明显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它应当由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机构来行使管理权。政府是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社会组织，具有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无法比拟的公共代表性，明显体现出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基于保护资源环境这一全体公民公共财产的需要，经由全体公民委托，政府拥有了生态环境管理权。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跨国家性特点，决定了在涉及到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跨地区或跨国家合作时，需要政府代表本国全体人民作出决策。另外，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型政治文化环境、理性生态人的培养、发展生态生产力、实现产业和政策法律的生态化、引导生态消费、建立综合决策等，都需要政府发挥特有的主导作用和施政干预能力。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威的代表，是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效率与效果的最大权重因素，它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能够合法地代表一个国家或一定行政区域行使公共权力，具有对本国各地区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强制力，能够协调各区域共同解决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所以，全体公民作为委托人，委托政府行使的管理生态环境的权利，全体公民有权监督政府对于该项信托义务的履行，并与党和政府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而共同努力。

　　(三)是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果

　　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科学发展观与生态价值观对人本主义价值的肯定是一致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的伦理本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最终目的还是人自身生存和发展。(2)生态文明进一步体现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首先，生态文明把生态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内在统一关系。其次，协调是事物处于平衡、有序、和谐的一种运动状态和相互关系，它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原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力求改变以往人类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与自然界不协调的状况，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全面发展。再次，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条件，生态文明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力主将人类的消费和生产规模控制在地球资源确能支持和环境确能容纳的范围以内，确保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地在地球上健康幸福地生活。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转变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是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理性自觉，新时期党和政府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必将指引当代中国人努力创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生态文明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理念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必然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强化政府责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3]新一届政府把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同时提出相应的了宏观政策，是我党注重科学发展，强化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责任的重要体现。

　　三、生态文明建设中强化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培养理性生态人

　　现代化决不等同于一堆经济数字和图表，其核心内容是人的现代化，即在心理、行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把传统人彻底转变为现代人。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现代人为生态人，生态人与传统的经济人或主体人不同，他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而理性生态人则是指具有良好的生态伦理素养、追求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人的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一体化、最优化的人，是实践活动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的人。理性生态人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经济人或法律人类型的完善和超越。

　　首先，加强生态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文明的进步都是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始的，合乎内在道德的行为是主体的自觉行为或习惯，所以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是理性生态人的思想前提。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关注的是人类如何通过科技发明对自然进行更多的索取和占有，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过分强调很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伦理支持，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人类根本走不出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价值观是人的思维方式、伦理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变，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资源节约的清洁生产观，拒绝浪费的绿色消费观。当我们以这种价值观念来认识世界时，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都因为一种不能切割的内在关系而融为一体，同时，又因为这种无法分离的整体存在而获得了各自独特的价值，所有的人都将在实现世界更大的综合中获得各自生命实现的欢乐，这种价值观显现出人类一种从未有过的整体观念与博爱意识。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的生态教育机制，充分运用各种新闻媒体及教育机构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把道德关怀引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树立起人对于自然的道德责任感，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使公民养成良好的“生态德行”，让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生态文明观念一旦形成，必将为培养理性生态人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次，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加强人的主观能动性。理性生态人不是被动地存在，他们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万物灵长”之智能必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这就是说劳动不只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它更具有调整、控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趋向良性循环的作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必须借助于人的力量而实现，理性生态人借助于劳动等手段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实现着自然的人化过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性，人化自然的范围不断扩大，人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5]同时，人作为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也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任何“人化”都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并且人们也有能力把握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理性生态人可以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因此，我们讲培养理性生态人就是要人们把自身内在需要的尺度与外在客观事物的尺度结合起来，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按照生态规律来探究自然、利用自然，实现人的自然化，亦即“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7]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性生态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过程，这是改造自然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统一。在新的时期，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应该遵循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政府的引导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发展生态生产力,实现产业生态化

　　生态生产力内涵。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是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生态文明所倡导的生产力我们称之为生态生产力，它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自然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力，如农地生产力、林地生产力、草原生产力等;第二层涵义是指一种社会生产力形态，即人类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通过控制自身的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之上的生产行为来建立主客体关系，推动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本篇文章所论述的生态生产力主要是指第二层涵义，生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生态生产力作为对工业文明生产力的扬弃，它既继承工业文明生产力发达的一面，又克服其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生产过程的许多弊端，其关键是生态化科技与各个领域专业科技的有机结合。生态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想跨越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工业文明的工业化，进入生态文明的工业化，缩短和发达国家的距离，首先需要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即从工业文明生产力阶段进入到生态生产力阶段。

　　实现产业生态化是发展生态生产力的重要载体。《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8]所以，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不可持续的工业生产模式。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以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就是生态文明。产业生态化就是以产业生态学为理论指导，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用生态化技术和信息化技术来改造工业，构造合理的产业生态系统，以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因此，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工业化，而且还需要十分发达的工业化，是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方法来指导的工业化。“在我国推进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是当前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长远之计。”[9]当前，实现产业生态化，既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举措，又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抓手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要以高科技为依托，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以生态化技术武装的生态化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社会生产的生态化，使生态化产业成为重构经济系统、带动传统产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产业生态化的重要体现。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生态学为指导，通过综合规划，使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它改变传统工业生产“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型经济模式，努力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大幅度减少和杜绝废弃物排放。循环经济在节约资源、保护生存环境的前提下增加社会财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探索构建实现三个层面循环的模式：(1)推行清洁生产，实现企业层面的循环。(2)构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园区、城市、区域等层次的循环，从小循环到大循环。(3)发展“静脉产业”，实现社会层面的循环。通过把“静脉产业”(围绕废旧物质资源化形成的产业)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实现“生产(资源)—消费(产品)—分解再生产(再生资源)”整个社会层面的大循环。

　　(三)转变消费观念,引导生态消费

　　二战后,西方国家多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采取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当非自愿失业存在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起到增加财富的作用。”[10]凯恩斯主义刺激消费的论断，是就当时失业和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而言，它快速修补了被经济危机毁坏的生产链条，恢复了岌岌可危的西方市场经济生命力，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旨在解决短期问题的政策主张却被人为地无限放大、拉长，形成异化消费。资本家试图通过刺激异化消费达到两个目的：(1)使异化劳动合理化。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来说明异化劳动是人们物质丰富和消费水平提高不可缺少的条件，人们在异化消费中消除了对异化劳动的不满，异化劳动被赋予了合理性，资产阶级也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2)刺激虚假需要，实现资本扩张。在利润推动下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使产品出现了“过剩”，为了维持资本的持续增值，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的本质是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才是生产和消费的原动力，然而此时的消费却逐渐演变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而鼓励消费就是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必须为利润而创造一种需要——虚假需要，于是需要变成了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东西。为了不断地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家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11]统治者通过对异化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延长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寿命，并且给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异化消费因此成为资产阶级所极力倡导和推崇的消费模式。

　　异化消费以占有多、好、新、奇的对象来显示自我的价值，把消费作为成功和幸福的主要标志，这样，消费的本原意义完全消失，它异变为一种象征、符号、代码，成为划分社会等级、表征阶层差异的标杆。人们为消费而消费的行为催生了诸如显示身份地位的“荣誉消费”和“面子消费”等异化消费形式，本来是用于满足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消费产生了裂变，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占有、蹂躏，人们依靠这种占有来满足常态所难以得到和填充的某种偏执。‘占有—欲望满足—欲望的更大发动—更大规模的占有’，成为消费活动对现代社会的具体把握，而人的自我存在则由此不断陷落于消费活动的漫无边际之间。”[12]异化消费是一种远远超出人生理需求的病态消费，它是在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而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强大的社会危害性，扭曲个人的道德人格，导致社会关怀意识和慈善意识的淡薄。由于需要被独断地导向商品消费领域而形成了“虚假需要”，造成了真正的需要和消费脱节，由媒体激发起的越来越多的强烈需求欲望与相对下降的实际购买力与之间矛盾不断加剧，容易形成两极对立的社会心理或社会意识，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人们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他们获得长久的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同时，由于消费主体的异化，消费客体的异化便在所难免，在过度消费观念引导下的大量生产，势必导致对自然界的掠夺式开发。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异化消费的生活方式，异化消费绝不能因其暂时性的经济合理性而得到辩护，为摆脱异化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人们就必须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选择一种全新的注重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方式。生态消费是一种把人类的消费纳入整个生态系统之中，既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是一种杜绝奢侈和浪费的、高层次的理性消费。用生态消费的理念去引导消费行为，使之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是消除生态危机，最终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生态消费具有以下特征：(1)以减物质化或非物质化为手段。生态消费使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注重通过提高精神生活水平来获得幸福感，从而全方位地提高生活质量，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2)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异化消费模式直接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消费本来是作为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手段，但当变为人的目的之后，人便异化为以消费来证明其自身价值，为消费而消费，陷入了对物质追求的恶性无限循环中，人们就会不自觉地逐渐沦为物欲的奴隶，把人推向病态化、单面化的畸形发展道路，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生态消费观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终极目标，强调的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和谐统一，注重的是消费行为对人们身心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身心两方面保证人的全面、健康发展。(3)以适度消费为前提。适度消费是指适应于国情国力、生产发展及自然资源的一种消费，它要求人类的消费需求理性地维持在一个“度”的范围内，即不能超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但是这种消费并不反对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提高消费水平，适度消费中的“度”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水平和内容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调整的，以适度消费代替过度消费，力求避免出现消费不足或消费过度现象。(4)以公平消费为基本原则。公平消费是指每个人在行使消费自由权时，应当以不影响他人、社会和生态系统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前提，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等方面内容。

　　生态消费既尊重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又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相一致，因此，促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转变具有重大意义。消费者是否采取生态消费方式直接决定着生态消费的社会化程度，政府可以利用财政、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把自然资源系统内在要素的价值纳入到社会生产的成本核算体系之中，在产品价格中追加自然损耗的成本，对自然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补偿。同时加强生态消费理念的宣传教育，使消费者从根本上认识生态消费的益处，用自己的购买行为去影响和鼓励商家在生态环保方面做出努力，以此逐步形成对自然环境外部边际效益的补偿机制和良性循环。

　　(四)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GDP是传统工业文明的一个典型标志，成为目前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传统的干部政绩考核最硬的指标，但是它在统计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就是只对最终的产品和劳务进行计量，没有把资源环境成本计算在内，从而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旧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甚至会对干部产生误导作用，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变政绩考核方式，成为当务之急，“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强调的是用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创造政绩，落实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也就是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落实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说到底也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3]科学发展观与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用以衡量各国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总量的核算指标。它以传统GDP为基础，克服了其固有缺陷，力求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程度。建立领导干部生态问责制度和生态考核制度，加强政府的生态自律，建立和完善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从单纯以GDP论政绩的观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避免出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现象，促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五)促进法律生态化，建立综合决策机制

　　促进法律生态化。传统法律在伦理价值观上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理念的，较多地关注人对自然的权利，而对人类应承担的生态保护义务关注较少。所谓法律生态化是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不仅需要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法律法规，而且还需要其他有关法律也从各自的角度对生态保护做出相应规定，使生态保护要求渗透到各有关法律中，用整个法律来保护自然环境，即要求将生态文明作为立法导向，实现立法宗旨和理念的转换，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立法和执法工作，实现整个法律体系的生态化。[14]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制订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还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立法与执法给予支撑，根据环保立法的趋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加强环境法律建设进程，逐步建立和完善现行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一个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促进法律生态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长远性的特征，要求建立起一套协调统一的工作机制即综合决策机制。综合决策是指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纳入到各级政府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把所有可能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决策都纳入生态保护的要求。要继续完善和强化环境保护规划和实施体系，探索开展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使综合决策规范化、制度化，增强政府在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综合决策和协调能力，当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与其他决策发生矛盾时，要客观、公平地处理问题，必要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优先位置。政府要主动适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增强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自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积极探索建立生态文明的长效机制，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规范和持久地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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